制造业岗位都去哪了：中国就业结构的变与辨

从制造业的劳动力需求端分析，中国制造业就业的下降源于效率提升、分工深化和跨境转移这三大因素，而保持制造业就业稳定仍是稳就业的关键。（受国有企业改制影响，制造业就业占全社会就业比重从1998年的15.4％下降到2002年的13.6％。中国入世扭转了这一趋势，农业人口大规模转移至制造业。

图/IC ）文 | 卓贤 黄金中国不仅是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第一大国，也是制造业就业第一大国。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就业拐点相继泛起，就业规模年均下降逾200万，制造业就业比重已降至德国当前水平。这禁不住引人深思：如何解释就业结构的趋势性变更？中国制造业就业是否过早和过快下滑？当前劳动麋集型服务业主导的就业增长能否连续？一、就业结构变迁的三个拐点新世纪以来，我国就业结构随经济转型升级而调整，泛起了三个拐点。劳动麋集型制造业主导阶段。

受国有企业改制影响，制造业就业占全社会就业比重从1998年的15.4％下降到2002年的13.6％。中国入世扭转了这一趋势，农业人口大规模转移至制造业，2004年－2008年间制造业年均新增就业580.1万，制造业就业比重提高到17.1％。同期，修建业和采矿业年均新增204.5万和167.2万人就业，使得二产就业比三产年均多增370.4万。

推动就业井喷的是劳动麋集型制造业。以富士康为代表的电子设备企业孝敬了25％的新增城镇单元制造业就业，纺织服装、制鞋皮革业拉动15％的新增城镇单元制造业就业。劳动麋集型修建业主导阶段。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2008年－2013年间基础设施建设和城镇化进入加速通道，修建业成为吸纳劳动力第一大行业，年均新增就业451万人，比上一阶段年均多增246.2万人，比同期制造业年均多增82.6万人。

制造业年均新增368.1万人就业，比上一阶段每幼年增212万，其占全社会就业比重在2012年到达19.2％的峰值后下滑。在制造业内部，电子设备行业城镇单元就业每年比上一阶段还多增62.5万，但纺织服装、皮革制鞋等劳动麋集型行业则泛起负增长。

同期，批发零售以年均新增429.3万人就业凌驾制造业成为第二大就业行业。劳动麋集型服务业主导阶段。

在2013年到达1.48亿就业规模峰值后，制造业就业开始下滑，今后四年制造业就业下降854.2万。除了以汽车为代表的交通设备制造业等个体行业在增长外，其余制造业细分行业就业均显着下滑。同期，修建业也以年均淘汰23.5万成为就业净流出部门。

幸运的是，服务业发挥了就业“稳定器”功效，同期年均新增1309万人，吸纳了大量制造业流出的劳动力。劳动麋集型服务业尤为引人注目，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年均新增就业划分达476.2万和174.1万，两者缔造就业的能力凌驾2004年－2008年岑岭期的制造业。二、制造业岗位都去哪了从制造业的劳动力需求端分析，中国制造业就业的下降源于效率提升、分工深化和跨境转移这三大因素。

（一）机械换人可解释制造业34％的就业下降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提高了生产效率。虽然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有所下滑，但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却由2013年20.8％上升至2017年的28.6％。一升一降背后浓缩了我国制造业从大规模人工生产向机械臂、真空吸力、机械视觉系统等自动化场景的转变。

成本倒置推动企业实施“机械换人”。凭据国际机械人同盟数据，2017年我国工业机械人平均售价为23.69万元，而凭据相关研究，机械人系统集成用度约即是机械人价钱，每年维护用度为机械人售价的15％。我们用式（1）估算工业机械人时薪。

其中，我们将机械人最低使用年限设为三年，在每年250个事情日中不中断运转，国家统计局宣布的2017年制造业产能使用率为77.5％。据此估算，2017年我国工业机械人“时薪”为41.6元。工业机械人时薪=（销售均价+系统集成用度+三年维护用度）/（3年×250个事情日×产能使用率×24小时）（1）主要都会的制造业工人时薪高于工业机械人平均“时薪”。按“城镇非私营职工平均人为/（250个事情日×8小时）”的算法，2017年北京、上海、杭州、深圳制造业工人时薪划分为53.1元、52.9元、43.6元、41.7元，都已凌驾当年工业机械人时薪。

思量到企业还要为工人缴纳社保等各项税费，纵然合肥、重庆等中西部中心都会的制造业工人实际用工成本也凌驾机械人。再思量到效率和季节性人工短缺等因素，企业倾向以触手可及的技术红利替代渐行渐远的人口红利，自然也就屡见不鲜。

机械换人解释了制造业34％的就业下降。中国已一连五年成为工业机械人销量最大且增长最快的市场，2017年共购置13.8万台，占全球销量的36％，凌驾西欧总销售量（11.2万）。

凭据国际机械人同盟数据，2017年尾中国制造业工人的机械人使用密度达97台/万人，凌驾世界平均水平（85台/万人），比2013年（25台/万人）横跨72台/万人。阿西莫格鲁和雷斯特雷波（2017年）对美国就业市场的研究讲明，生产线上每增加1台机械人，就会有3名至5.6名工人失去事情。鉴于中国制造业自动化水平低于美国，我们取该研究中的低值，按式（2）盘算中国制造业机械换人的规模。

测算效果讲明，2013年－2017年，我国新增工业机械人替换了293万名工人，解释了34％的制造业就业下降。机械换人规模=（期末制造业就业×期末机械人使用密度-期初制造业就业×期初机械人使用密度）×人机替代率（2）（二）市场分工深化解释了35％的制造业就业下降技术进步推动制造业内部服务性环节分散出本部门。

制作和装配是制造业的焦点流程之一，但并非其工业价值链的全部。得益于信息技术的生长，制造业中的研发、设计、物流、营销等运动，能以极低成本被转移至独立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江小涓，2017年）。

当这些事情被外包给信息科技公司、物流公司等企业之后，原本统计在制造业部门的部门岗位就计入服务业部门。近年来，数字技术催生的中国制造业分工深化，是蓬勃国家在相似生长阶段未曾履历的。

市场分工深化是影响中国制造业就业下降的最大因素。使用迄今宣布的我国最新投入产出表（2012年），盘算出制造业对交通、信息、金融、科研等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需求率（生产性服务业的总产出中作为制造业中间投入的比重）约为26.5％。假设近年来中间需求率保持稳定，我们根据式（3）盘算出2013年和2017年为制造业提供各种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人员划分为1595.4万和1898万，因此这四年间有302万就业岗位从制造业企业中分散出来，流入研发、信息、财政、执法等独立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解释了35％的制造业就业下降。为制造业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就业=(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中间需求率)/生产性服务业劳均增加值（3）（三）跨境工业转移解释了31％的制造业就业下滑劳动力麋集型工业向落伍国家转移的趋势显着。

在加入WTO后，中国劳动力麋集型制造业发作式增长。近年来，随着东南亚和非洲国家低成本竞争优势的显现，我国加工商业从2013年的8600.4亿美元降为2017年的7588.3亿美元。综合统计局、海关和商务部数据，按“加工商业出口增加值/制造业劳均增加值”的方法，我们估算出2013年至2017年从事加工商业出口的就业人数下降了约250万。

全球工业转移体现出“双门路”特征，先进制造业回流蓬勃国家渐成趋势。据美国“回流倡议”（The Reshoring Initiative）组织统计，2010年－2017年间，由中国回流至美国的企业达721家，为美国增加近2.8万人制造业就业，约为美国总回流就业岗位的60％。

我们凭据2017年中美制造业劳均增加值的差异，估算出2013年－2017年间我国制造业就业岗位回流美国的规模为17万个。综上数据，这四年来，工业跨境转移解释了我国31％的制造业就业下滑。

上文分析讲明，制造业就业下降是我国工业转型升级在就业结构上的反映，总体而言切合现代经济生长纪律。那么，和蓬勃国家相比，我国制造业就业下降速度是快还是慢呢？三、中国制造业就业比蓬勃国家下降得更早且更快相较于劳感人口增长，全球制造业就业是一块做不大的蛋糕。制造业更容易推动一国融入全球价值链，并缔造出远超海内市场的需求空间，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也为数以亿计的蓝领提供了跻身中产的门路。不外，由于技术进步降低了劳动力需求，全球制造业就业占各种就业的比重从2000年的15.3％下降到2017年的14.4％。

基于国际劳工组织数据，我们发现，只管全球制造业就业在1991年－2018年间增长28％，但远低于同期全球总劳感人口（15岁以上到场就业的人口）43％的增幅，劳动者从事制造业的时机在下降。制造业就业是一国制造业竞争力的综合反映。

新世纪头十年，美国失去了570万个制造业岗位，制造业就业基础缩减近三分之一。今后，由于海内能源成本降低和自动化生产技术渗透，美国制造业综合竞争力泛起反弹，2010年－2017年间新增近100万个制造业岗位，汽车、金属和机械行业尤为抢眼（Abel等，2019年）。在智能制造技术迭代加速的配景下，劳动力等要素成本崎岖已不是企业空间决议的唯一因素，一国的技术进步速度只有快于要素成本上升速度，才气保持制造业比力优势，并迁就业留在本国。

在某种水平上，就业自己就是反映一国制造业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中国制造业就业占全球的比重从2003年的36.1％提高到2013年的38.5％，但2018年又下降到36.3％，这不只是要素成本提升的效果。中国制造业就业在人均收入较低时较快下降。

哈佛大学罗德里克教授在2018年出书的《商业的真相》一书中重提生长中国家“过早去工业化”现象。他指出，蓬勃国家制造业就业比重峰值在30％以上，其中德国在上世纪70年月曾靠近40％。

中国制造业就业比重在2012年就已现峰值（19.2％），比蓬勃国家峰值水平低10个百分点以上。当2017年中国制造业就业比重降为17.9％时，人均GDP为7329美元（2010年稳定价美元，下同）。德国和日本制造业就业比重划分在2002年和2009年才降到中国现在水平，其时两国人均GDP都高于4万美元。

纵然制造业就业比重峰值较低的美国和韩国，人均GDP到达3.3万美元和1.9万美元时，制造业就业比重才降到中国当前水平。中国制造业就业下降速度也颇为引人注目。中国制造业就业比重在2014年－2017年四年间下降了1.2个百分点。

在中国制造业就业较快下降的配景下，近年来美国和韩国制造业就业比重略有提高，日本和德国则保持稳定。若按近年趋势，中国制造业就业比重将在2020年低于德国。四、就业结构调整的可连续性由于技术创新迭代、生产模式重构和国际分工变化，仅用国际历史数据比力判断中国是否“过早去工业化”，难免有刻舟求剑之嫌。但就业结构过快调整提醒我们，有须要辨析当前就业结构调整的可连续性。

（一）中西部地域就业有未充实工业化的隐忧2008年开始，中西部地域加速承接东部制造业转移，2008年－2017年间年均新增121.3万人制造业就业。但2013年后，中西部承接制造业就业增速显着降低。安徽、河南、四川和重庆等我国劳动力输出大省，虽然在2013年－2017年制造业新增就业排名中排列第1位、2位、7位和10位，但近四年四省制造业就业年均增加量较金融危机后的头五年淘汰了105.2万。

如图4所示，我国只有11省（市）的制造业就业比重高于17.9％的全国平均水平。除河南和江西外，其余中西部省份制造业就业比重都低于全国均值，但这些省市整体的制造业就业绝对规模和相对比重已泛起下降。西部地域整体制造业就业比重甚至在只有10％左右的较低峰值后就开始下滑，出现出“未充实工业化”的趋势。

（二）劳动麋集型服务业就业增长面临不确定性服务业已接替制造业成为新的“就业海绵”，但从细分行业来看，其可连续性不容乐观。在2013年－2017年新增服务业就业中，劳动麋集型服务业占61.2％，公共服务业占9.1％，高端服务业和单列的金融房地工业各占19.7％和10％。公共服务业就业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有较大幅度提高，但近年来增速趋缓，并不具备较大扩容空间。

随着扩张速度放慢，金融和房地产的就业增量近年已略有下降。高端服务业已是服务业中第二大就业泉源，但年均新增就业不到劳动麋集型服务业的三分之一，且不具备吸纳大量中低端劳动力的能力。未来，劳动麋集型服务业能继续饰演就业发念头的角色吗？互联网平台经济所拉动的就业增长存有不确定性。

平台经济提高了服务业就业市场的设置效率，零工经济等新就业形态方兴未艾，吸纳了大批制造业流出的劳动力。例如，凭据《2017年滴滴出行平台就业研究陈诉》，2016年6月至2017年6月，共有2108万人在滴滴平台获得收入，其中18.6％为去产能行业的职工。但一方面，许多互联网企业仍处于亏损和烧钱阶段，相关就业岗位有“虚高”的身分；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网络直播、网约车等行业都曾因宽松的羁系吸纳大量就业，但随着羁系收紧，其就业增长的不确定性加大。

（三）服务商业国际竞争力不强限制服务业就业增长一个经济体的服务业就业比重是否可以迫近于100％？如果世间存在这样不从事物质生产的经济体，它必有能力形成很大的服务商业顺差，大到足以购置富足的农产物和工业品。这对于一些拥有奇特资源的小型经济体而言是可能实现的，好比依赖旅游业的太平洋岛国，或具备金融等商务服务优势的中国香港地域。对一个大型经济体而言，服务业就业比重的上限取决于其可商业服务产物的国际竞争力，而这体现在服务商业顺差上。

由于服务业商业尚处逆差状态，我国就业增长仍须依赖制造业的强健生长。我国服务业新增就业多集中在面向海内消费的生活性服务业。

但只有当制造业高度蓬勃或（且）生产性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相当强大时，一个经济体才气缔造出足够规模的生活性服务需求。2018年，我国服务业商业出口额为2337亿美元，入口额则高达5242亿美元，形成2915亿美元的逆差。除旅行和交通，专利特许使用费、金融和保险等生产性服务是蓬勃国家最主要的服务出口，而中国这两项服务的出口额只有美国的6.5％和3.8％。

在中国能依靠科技和金融等生产性服务获得足够商业顺差前，海内就业增长必须有坚实的制造业作为支撑。五、稳制造业就业是稳就业的关键虽然服务业成为我国就业增长新引擎，但保持制造业就业稳定仍是稳就业的关键。

为此，我们提出三点思路性建议。依靠“智能+”革新提升传统制造业。应对制造业要素成本优势弱化，必须以智能制造培育制造业新的比力优势。

革新提升传统制造业并不是简朴地用机械替代人，而应通过拓展“智能+”来赋予制造业新生。要以工业互联网买通需求信息、原料采购、智能制造、物流配送、消费体验等环节，让人、机、物在网络化生产流程中高效互动，将劳动者的灵活性和自动化设备的高效率充实联合，实现从“机械换人”到“机械助人”，提升劳动者的生产效率，提高企业对定制化高附加值产物的柔性生产能力。依靠完整的工业链提高中西部地域制造业就业。

德国政府近期颁布的《国家工业战略2030》指出，研发创新和工艺革新能力须植根于生产的土壤，只有将制造、加工、研发和服务环节置于一个地理空间，才气保持或扩大工业竞争优势，才气为本国劳动者提供多元化且丰裕的就业选择。这是德国制造业就业稳定的重要原因。

我国应进一步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完善中西部地域营商情况，发挥完整工业链带来的综合优势，促进制造业在海内跨区转移中实现工业升级，制止制造企业大规模、成工业链地跨境外流，从而提高中西部地域的工业化水平和制造业就业比重。依靠产教融合形成制造业人力资本红利。在同样的薪酬待遇下，年轻一代庖动者偏爱事情灵活性更高的劳动麋集型服务业。在2018年270万美团外卖骑手中，拥有大学文凭的骑手比例就高达15％。

过多新生代庖动者进入低端服务业，不仅限制了劳动者再就业能力和职业上升空间，也导致中高端制造业的劳动力供应短缺。为此，要支持企业和社会气力兴办职业教育，加速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建设，重点开展订单式培训、定向培训，以“干中学”的模式造就中高端制造业所需要的高技术劳动力，提高制造业就业的含金量和从业者收入，从而提升制造业就业的吸引力。（作者卓贤为国务院生长研究中心研究员、生长部研究室主任、黄金为北京交通大学经管学院硕士生，本文看法不代表作者所在机构意见；编辑：苏琦）（本文首刊于2019年5月6日出书的《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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